十一、非典时期
2003年春天,一场席卷全国的“非典”疫情打乱了人们正常的思维定式和生活秩序,也深深影响了人们以后的健康思维和生活方式。
4月底,学校、幼儿园宣布全面停课,何时复课等待通知。我的单位也决定轮岗上班,即一部分人继续上班,维持正常的工作秩序,另一部分人回家休息,一周一轮换。这下好了,孩子们不上学了,大人们不上班了,小区里可红火了。每天天刚蒙蒙亮,就有起得早的,绕着小区跑步。四单元在铁路技校工作的邢主任——一位精干的、精神抖擞而且和蔼可亲的大爷,每看到儿子便亲切地打招呼——每天起得最早,边跑步边喊着“一二一,一二一”,我们不知道他的大名,我便对妻子说:“那就叫一二一大爷吧”。
不一会儿,陆陆续续、三三两两,大人小孩都下楼来,步走的、做操的,打羽毛球的、踢毽子的,还有独自练网球的,好不热闹。孩子们一群一伙踢足球的、玩游戏的,跑的、追,小区里到处到处都是运动着的人,到处都是嘈杂的声音。那时,我们一家三口也加入了这一行列。妻子专门为我买了一双运动鞋,还买了一打毽子、一副羽毛球拍和一打羽毛球。邻居们聚在一起,围成一圈,一边说笑着,一边踢着毽子。有人踢出一个漂亮的弧线,大家齐声叫:“好球!”有人踢歪了,自己骂自己:“臭球!”有踢得好的,接球准、传球快、出球有力,配合到位;有踢得差的,要不踢空了、要不踢偏了,要不接不住、要不传不出,还得满世界跑着捡球。踢累了,退出圈子,随便坐在石凳上或者路丫子上歇会儿,擦擦脸上、脖子上或者脑门上的汗。大约过了个把钟头,太阳毒毒的,有点热了,汗也出的差不多了,人们陆续散开了。我们呢,有时一起出去买菜,有时就直接回家吃早饭,有时继续溜达会儿,溜达完就和邻居们一起聊会儿天。赶到上午九点左右,小区里几乎没有了人影,人们全都窝在了家里。等到下午,太阳西下,热气渐渐退去,人们就又出来了,继续重复着早晨的故事。这段时期,邻居们的感情加深了,无聊的生活又多了几分色彩。这段时期,邻居们的感情加深了,无聊单调的生活又多了几分色彩。
有一天早上,我陪着儿子在楼下玩。四单元五楼的杜沛然妈妈领着杜沛然下了楼。看样子,杜沛然想和儿子玩一会儿,但是他妈妈硬拉着他说“一会儿回来的!”然后就走了。过了三四分钟,听到小花园那边传来一个小孩的哭声。我赶忙跑过去,一看,杜沛然的妈妈抱着杜沛然,不知所措。孩子哭,大人也哭。我问:“咋回事?”杜沛然妈妈哭着说:“刚才杜沛然在这个小石桌上玩,一下桌面翻了,砸到了腿上。”我安慰说:“应该没事,先去医院看看。”她抱着孩子,我跑到四单元门口按门铃。只听杜沛然爸爸问:“谁呀?”我说:“我是五单元袁家华的爸爸,杜沛然让砸着腿了,你赶快领孩子到医院看看。”“哦,知道了。”过了好大一阵子,才等到杜沛然爸爸下楼来,准备骑自行车。我说:“啥时候了,还骑自行车?”人家这才从妻子手里接过孩子,慢腾腾地走出小区打出租。一上午,小区里的人们一群一伙的议论这件事。快中午的时候,一家三口回来了。邻居们关切地围在一起,问长问短。杜沛然妈妈拿出一张片子,说:“去了铁路医院,拍了片子,大夫说是胫腓骨骨干粉碎性骨折,给打了石膏,开了药,让多养几天就好了。”我拿起片子看了看,清清楚楚的小腿骨齐嚓嚓的错位了。我问:“医生给接住了没?”杜沛然妈妈说:“医生说小孩的骨头嫩,不用做手术,打个石膏会自然好的。”领居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说开了:“你听医生瞎说,明明断了,还不用做手术?”“铁路医院哪有个好医生,不是木匠就是铁匠!”“孩儿他妈,赶快去大医院看看去吧,别耽搁了!”“可怜孩子了,受疼痛!”第二天,得知杜沛然住进了大同市骨科医院,还听说在手术前要拆掉石膏做为期一周的牵引。听到这消息,我一阵揪心:唉,遭了个这样的家长,孩子受罪了!大约过了一个多月,杜沛然出院了,然而残疾肯定是落上了。从这件事情上,我开始意识到:安全对孩子健康成长的极端重要性,并时常地提醒妻子和儿子,不管在任何情况下,都必须注意到安全第一。
那年五月,国家取消了当年的“五一”长假。五月底,“非典”疫情基本得到控制,学校复课,我们全部继续上班。一切都好像没有发生过,而一切又都好像彻底改变了。因为,从国家层面看,政府应对危机方面有了很大进步,官员问责制度开始启动,信息透明公开有了明显转变,等等。从微观角度来看,人们对生命的脆弱有了全新的感悟和体验,对健康的重要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和解读,同时对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有了颠覆性的改变,比如健身、锻炼,比如环境、卫生,如此等等,不一而举。
十二、遥控汽车
2002年冬天,小舅子从外地回来,看着虎头虎脑的儿子,分外地高兴,又是抱又是亲,还不停地说:“明天舅舅给你买个小汽车!”第二天,小舅子拎了一个大盒子来,拆开一看,哇,果然是一辆小跑车,而且是带遥控的。汽车有一尺多长,半尺来宽,一拃多高,全铝合金材料,外表镀了一层鲜艳的红色,看起来漂亮、豪华、上档次。遥控器顶端有一根能拉二尺多长的天线,面板上有前、后、左、右四个档位和一个停止按钮。
小舅子将小跑车放在客厅地上,示范着教儿子怎么玩,说:“前进!”按一下按钮,小跑车便听话地向前走;说:“向左转!”按一下按钮,小跑车便听话地向左转。儿子蹲在旁边,好奇地看着,也喊:“向右转!”小跑车在小舅子的操控下乖乖地向右转;儿子又喊:“倒车!”小跑车便乖乖地向后倒退。“好玩!”儿子大声叫喊起来。
小舅子走了以后,儿子便迫不及待地要我陪他到楼下玩跑车。我心想,一来楼下地方宽,小跑车可以随意跑;二来儿子也可以在小朋友们面前显摆一下自己的玩具。到了楼下,我给儿子做了示范后,便放手让他自己控制遥控器。儿子边喊着“前进”“左转”“右转”“前进”,边在后面追着跑车前进、左转、右转、前进。一会儿,有几个小朋友好奇地围了过来,瞪大眼睛,张大嘴巴,跟在儿子身后,羡慕地看着这个新鲜的高档玩具。玩够了,儿子抱起小跑车神气地对我说:“爸爸,回家哇!”小朋友们眼巴巴地望着我们俩走到楼门口。大约过了一个多月,儿子在楼下又玩他的小跑车的时候,由于跑得太快,遥控失灵,“啪”的一声,小跑车撞到了路沿石上,在地上快速地打了几个转,“啪”的一声,又撞到了另一边的路沿石上,跑过去一看,小跑车的前脸和尾部被撞了个大坑,两侧车门裂了个缝。儿子心疼地捡起小跑车,我用责备的口气说:“看,不小心点!”儿子眼睛含着泪,默默地抱着小跑车回了家。
过了几天,小舅子得知这一消息后,又给儿子买了一辆遥控汽车。这是一辆银灰色的赛车,整体形状有点像美国的航天飞机,流线型的车头,飞机翅膀似的尾部,车身比那个小跑车大,而且气派,有种“高大上”的感觉。从这以后,儿子特别珍惜这辆赛车,下楼玩的次数少了,即使玩的时候也总是小心翼翼,生怕再撞着、再碰着、再伤着,玩完后,就把赛车藏在沙发后面,不让人发现。
2003年暑假,我在东关批发市场买什么东西的时候,偶然发现市场里一家店铺在卖一种扭扭车,广告语写着:“让孩子更灵活、更聪明、更安全、更优秀。”一问价,八十元。不贵。我就买了一辆带回家去。这个扭扭车就一个方向盘、流线型的坐面和四个小轮子,体积小,方便拿,而且不用充电,不用上弦,不用脚蹬,小孩坐上去,两只脚放在前踏板,只需用手左右摇动方向盘就可向前自由移动,也可以用双腿同蹬地面就可快速向前。我也纳闷这个小玩意,奇特的外观设计,特殊的制作材料,尤其是神奇的动力。为此,我问过学理工科的郑文权,他告诉我说,这个车子的材料叫聚丙烯,绿色环保,驱动力是利用离心力原理和曲线力原理以及人体运动中的惯性原理。我似懂非懂,儿子肯定不懂。但好玩是硬道理。儿子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个小车子。打那以后,就常常在楼下自由自在地玩这个扭扭车,边左摇右摆地扭着车子,边大声地叫喊着。渐渐地,小区里越来越多的小朋友也开始玩这种扭扭车了。
十三、小伙伴们
那两年,在小区里,儿子有四个同年仿月的小伙伴常在一起玩。
一个是郝路。瘦瘦的,个子不高,活泼、聪明,小小年纪就戴了一副眼镜。他爸爸是火车司机,也瘦瘦的,个子不高,精干利落;他妈妈不知在市里哪个单位,常年不上班,同样精干利落,从说话中能感觉出有文化、有素质,孩子们玩的时候经常和妻子聊天。有这样的父母,在教育培养孩子方面也肯定错不了。这从日常的言谈举止、对孩子的管教上就能看出来。
一个是康真。也瘦瘦的,个子不高,本分、精明,有点小自私。他爸爸在铁路装卸管理所工作,个子不高,留个寸头,回来时经常大包小包的买菜、买水果、买小吃;他妈妈是铁二校的老师,经常拎个小包独来独往,不怎么买菜、买东西,不怎么和人说话、打交道。两人都是县份出生,从外观上感觉兢兢业业、谨小慎微。
一个是杜沛然。好动、任性。他爸爸不知在铁路哪个单位上班,走路慢腾腾的,说话也慢腾腾的,没多大出息;她妈妈不上班,自己卖保险,挺能折腾。两口子可以说对孩子过于惯的厉害。
一个是李金峰。小胖子,好玩、没人管,有时无法无天。他爸爸在大同站上班,也胖,文化不多,一说话就带脏字;他妈妈在大西街的一家商店打工,不爱说话,不和人打交道。
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情况和特点,每个孩子都有不同于其他孩子的性格、爱好、习惯。但这并不妨碍或者影响孩子们在一起玩耍,只不过可以相处的,玩的时间长一点,交情深一些;不能相处的,玩的时间短一点,或者仅仅局限于玩,玩之外的其他事情与之无关。儿子和这几个小伙伴玩的时候,显得很活泼,经常大喊大叫、吆五喝六的,有时还把小伙伴领回家里,显摆他的玩具,但也只是让他们看看,不让他们轻易动。玩上一会儿,一群小伙伴又冲下楼去,很是热闹。
有一次,儿子和四个小伙伴一起玩打仗还是什么,每人手里拎着一根树棍,张牙舞爪地挥动着。四位母亲在旁边看着(李金峰的妈妈从来不下来看孩子),喝喊不住。这时我刚从外边回来,看此情形,怕孩子们相互之间伤着,便大声喊道:“你们拿棍子干啥?”康真和杜沛然一下子镇住了,两人站在那儿你看看我、我看看你,不知所措;李金峰却看了我一眼,若无其事地继续挥着棍子,还说了一句:“我们玩呢,没事!”郝路听到我的喊声,顺手把棍子扔在地上。而儿子呢,一看是我,边往远处走,边说:“爸爸,我扔这根棍子呢!”说罢,把手里的棍子扔到垃圾堆上。
回到家里,针对今天的事情以及孩子们的反应态度,结合平时了解的情况,我和妻子分析了各家的特点:郝路家长有素养,管教有方,以后可以深交;康真可以交往,但不深;杜沛然和李金峰尽量少打交道。就这样,到了2004年秋季开学,儿子上了铁三校,郝路和康真上了铁二校,不在一个学校,交道自然少了些。杜沛然因病推迟一年上学,李金峰因为小一岁第二年才上的小学。从此后,五个小伙伴各自走各自的路,并无多少交际和交情,尽管仍然住在一个小区。但这两年一起玩的日子,天真、快乐陪伴着孩子们,还是永远值得回忆的。
后来,2015年夏天,上高二的儿子毕业会考结束时,在北岳中学门口遇见了郝路,时隔十多年,两人单独聊了好长时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