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刑事司法实践中，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以后，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对自己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真诚悔过，心愿诚服地接受法律处罚，这是刑罚功能所希冀的。基于此，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将这种形式法定化，作为对其从宽处罚的法律依据。但是，在这种情形下，行为人并非失去了法律赋予的辩护权。让行为人充分享有辩护权，即使行为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有错误认识，甚至作出无罪辩解，也不应对其“抗拒从严”，这才是法治精髓所在。但是，在刑事司法实践中，对此往往有模糊认识，有时拔高了认定标准，使本应从宽的未能从宽处理，有时降低了认定标准，使本不应从宽的作出了从宽处理。笔者现就几个常见的刑法概念的适用条件作了一点辨析，希望对审判实践有所裨益。

　　一、关于自首的适用条件

　　根据《刑法》第67条第1款之规定，犯罪以后自动投案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，是自首。由此可见，“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”是自首的条件之一，何谓“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”？按照字面理解，是指如实交代了自己实施的犯罪行为的过程，是对自己客观行为的描述。如果行为人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，却对指控的罪名提出异议，甚至认为其行为不是犯罪，能否认定为“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”？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同认识。针对这种认识分歧，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批复：“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自首的成立。”对此，仍有人认为，对行为性质的辩解，应是在承认犯罪前提下的辩解，不应包括无罪辩解。

　　笔者认为，行为人的认罪态度不能成为其是否成立自首的条件，否则就抬高了认定自首的“门槛”。首先，从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看，对“对行为性质的辩解”的理解不能设置前提，也就是说，“对行为性质的辩解”是无条件的，既包括不是此性质犯罪而是彼性质犯罪的辩解，也包括不成立犯罪的辩解；其次，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成立犯罪或成立何罪是一种司法认定，我们不能过分要求行为人的法律认识水平的高度，将行为人的认识水平界定在一个较高水平的法学专业知识程度上，这样有违刑事司法认定的最低原则标准；再次，“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”，重在行为人对自己客观行为的描述和刻画，并不包括其对这种行为性质的主观认识。如果必须要求行为人承认这是一种犯罪行为，无疑，是对法律规定界限的逾越，而逾越法律的解释是无效的。所以，自首不以行为人认罪为前提。

　　二、关于缓刑的适用条件

　　根据《刑法》第72条，“有悔罪表现”是适用缓刑的条件之一。“悔罪表现”是指行为人的罪后态度的表现，属于行为人的主观因素，是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程度的反映，悔恨自己罪行的表现，当然，其基础就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犯罪行为，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性。具体表现为: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积极退赃，积极赔偿，遵守监规，赔礼道歉等。如果避重就轻，拒不认罪，甚至编造谎言，制造伪证，不服监管，就表明行为人没有悔罪态度，对社会仍有一定的人身危险性，就不能适用缓刑。所以，缓刑适用必须以行为人认罪为前提。

　　三、关于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条件

　　根据《刑法》第37条，“犯罪情节轻微”是适用免予刑事处罚的条件，对于“犯罪情节”刑法理论上有这样的界定，犯罪情节是指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、地点、手段、方法、动机、后果、对象等。所以，能否适用免予刑事处罚，应在以上犯罪情节方面进行权衡。“如实供述”和“认罪”是否也必须纳入考量的范围，在司法实务界也有争议。笔者认为，除法律和司法解释特别规定外，适用免予刑事处罚时，不应将“如实供述”和“认罪”纳入考量范围。因为“犯罪情节”，顾名思义就是指犯罪时的情节，不应包括罪后情节。进一步讲，“犯罪情节轻微”与不被认为犯罪的刑法第13条“但书”部分的“犯罪情节显著轻微”，虽然在程度上有轻重之别，但在具体区分时，仍有极大的主观成分。所以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要求行为人作出自己犯罪的判定，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。所以，“认罪”不是适用免予刑事处罚的条件。

　　自首、缓刑、免予刑事处罚，各自有各自独立的适用条件，不能混为一谈。厘清三者适用条件的关系，对于准确适用法律，公正司法具有重要意义。